Bom dia meus amigos,
Saudações de Lisboa!
您正在阅读的《壹苇可航》电子报 Weekly Spark No.43。
本期笔记和初稿在 Tana 上完成，这是一款通过将 AI 驱动的结构化数据库与流畅的大纲列表相结合的笔记软件，重新定义了现代知识管理，使用户能够无缝地组织相互关联的想法，同时保持自由形式思考的灵活性。
以下是本期正文。
🔍 Insights
阿城与董桥
我遇见阿城的文字很早。从「三王」开始，就被那种深厚却不事张扬的语言功底深深折服。今年才遇见董桥，读了几篇便惊呼「相见恨晚」。
阅读阿城与董桥，成为我理解中文之美的两扇窗口——一扇开向古典的深邃，一扇通往现代的优雅。
阿城的文风可以概括为四个关键词：古典、细腻、克制、画面感。
他的古典气质深受明清小说影响，尤其是《红楼梦》与《三言二拍》。这种影响不是简单的模仿，而是精神上的承继。他的文字虽不事雕琢，却言简意赅，韵味深长。每一句都像经过时间淘洗的古玉，温润而有分量。
细腻是阿城文字的另一特质，他擅长用极小的笔触描绘宏大的图景。《棋王》中对「吃」的描写已成经典，那种对生活细节的敏锐捕捉，让最普通的日常也充满了生命的质感。这种细腻并非繁复，而是精准，是在最恰当的地方着墨。
克制，或许是阿城最动人的品质。他的文字像是被一种内在的张力绷紧，每个字都恰到好处。这种克制创造出独特的叙事节奏：不疾不徐，却暗流涌动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，「偏爱单字的词，能用一个字绝不用两个。」例如，「极远」、「极累」、「极小心」，这些简洁的表达反而具有更强的冲击力。
他的画面感则是瘦削而有力的。短句多，句句有力，像中国画的白描，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个世界。阅读阿城，无论小说还是随笔，常常有看电影的感觉。每个场景历历在目，每个人物栩栩如生。
如果说阿城的文字是深山古刹的晨钟，那么董桥的文字就是江南园林的午后阳光。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：温润、精致、充满情调。
董桥的文字气质与他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。他是印尼华侨，在英国求学多年，后来回到香港做报人，长期主编《苹果日报》副刊。这种跨文化的生命体验，让他的文字天然地融合了东西方的美学趣味。他既有中国文人的雅致，又有英伦绅士的从容，在古典与现代之间游刃有余。
他最擅长的是将古典文化与现代生活无缝融合。写一支钢笔，他能联想到英国的制笔工艺、文人的书斋雅趣，乃至时代的变迁。这种「小中见大」的笔法，让日常物件都有了历史的纵深和文化的厚度。这大概也与他在英国浸淫多年，对西方器物文化的深刻理解有关。
他的句式富有音乐性，长短句交错，节奏感强。善用排比和对仗，但又不拘泥于格律，读起来既有古典韵味又很现代。这种文字的魅力在于它的「度」，不过分炫技，也不刻意平实，恰到好处地展现着中文的优美。
董桥的文字中总有一种淡淡的怀旧情绪，但这种怀旧并不沉重。他像一个优雅的收藏家，把记忆中的美好一一陈列，供读者品味。这种品味本身，就是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保持一份从容和雅致的生活态度。
我是在继续 AI 美学研究的过程中重读阿城、新读董桥的。私以为，他二人代表了当代中文写作的两种重要美学取向。
阿城是做减法的大师。他的「不动声色」是一种极致，在平淡中见深意，在克制中显力量。「三王」中那种不煽情却直击人心的叙述，展现了中文含蓄之美的最高境界。他对细节的把控精准到令人惊叹：一个动作、一个眼神，往往就能传达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。
董桥则是做加法的高手，但他的加法绝不是堆砌。他善于在文字中营造氛围，每一个用典、每一处联想都恰到好处。他的文章像一座精心设计的园林，移步换景，处处有惊喜，却又浑然一体。
这两种写作风格看似迥异，实则都在追求同一个目标：让中文展现出它最美的样子。阿城用减法达到了「增之一分则太长，减之一分则太短」的境界；董桥用加法取得了「浓妆淡抹总相宜」的效果。
而这，大抵也是文学的意义所在。
言语道断，心行初灭
鲁迅先生在《秋夜》中写道：「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」这句看似平淡的描述，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存在论的思考：每棵树都被赋予了独特的存在性，即使同为枣树，也各自成立，各自完整。
这种表达方式，让我联想到一则药山惟俨禅师的公案：枯者是，荣者是。
这个公案说的是道吾禅师和云岩禅师，分别站在药山惟俨禅师的两侧。惟俨禅师指着山上一棵枯树和一棵荣树问二人：「枯者是，荣者是？」道吾禅师说的是：「荣者是」，而云岩禅师说的是：「枯者是」。这个时候，高沙弥来了，惟俨禅师也问他：「枯者是，荣者是？」高沙弥说：「枯者从他枯，荣者从他荣。」药山惟俨禅师看了看道吾禅师和云岩禅师，赶紧说：「不是，不是。」
鲁迅的文学表达与这则禅宗公案在某种程度上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：如何超越概念性的分别，直面存在本身。鲁迅通过重复「枣树」这个词汇，消解了我们习惯性的分类思维，让每棵树都回到其自身的存在中。而这则禅宗公案则是通过「荣」与「枯」二者的设问，挑战我们对价值判断和状态区分的执着。
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高沙弥的回答虽然看起来很圆融，但可能存在着一个微妙的问题，就是他将「枯」与「荣」推向了某种外在的必然性，仿佛存在着一个他者决定着这些状态。这样的表述虽然避免了价值判断，但是可能也错失了更直接的对当下的体验，这是禅宗的大忌。
然而无论我们是分析鲁迅的妙笔，还是解读禅宗公案，都可能陷入概念化的陷阱当中。真正的理解或许不在于找到一个正确的解释，而在于树，它就是树，无需额外的赋予意义。枯就是枯，荣就是荣，无需比较和评判，甚至连「是」与「不是」这样的分别也是可以放下的。
在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做「言语道断，心行初灭」。这并非要求我们完全放弃思考和表达，而是提醒我们，当我们过度依赖概念和语言时，可能会错过那个更直接、更当下的真实。或许当我们停止寻找答案的时候，那个一直在那里的答案就自然显现了。但实际上，这话本身也只是一个指月的手指罢了。
就像维特根斯坦说的：「凡是能够说的，都能够说清楚；凡是不能谈的，就应该保持沉默。」这种探讨本身就体现了语言的悖论性。我们必须用语言来谈论超越语言的境界，这个悖论的存在或许正是理解「言语道断，心行初灭」的一个入口。
AI 时代的写作
在 Weekly Spark No.6 中我曾分享：写作本质上是一种非线性的递归过程。在思维转变为文本的过程中，思维是非线性的，而文本则需要呈现为线性形式。线性思维有助于深入思考，探究事物本质；非线性思维则有助于拓展思路，看到事物的普遍联系。在写作过程中，这两种思维方式应该是相辅相成的，而不是对立的。
AI 的出现，恰恰为这种非线性与线性的平衡提供了新的可能。它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认知边界。过去，写作时我们常常面临一个两难：要么追求广度，博采众长，但难免浮光掠影；要么钻研深度，精耕细作，却容易视野狭窄。现在，AI 可以帮助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取跨学科的知识，验证不同领域的观点，甚至发现我们思维中的盲点。这让写作可以更加兼顾广度与深度。
就拿本期电子报的写作过程来说，从阿城到董桥的文学分析，到禅宗公案的解读，再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考，这种跨度在过去需要查阅大量资料，反复求证。而现在，AI 可以帮助我快速确认典故出处，核对概念理解，甚至提供不同角度的诠释。这不是说 AI 替代了思考，恰恰相反，它解放了我在资料搜集上的精力，让我可以把更多心力放在真正的思考和表达上。它支持了写作中非线性思维的展开，让我可以更自由地在不同领域之间跳跃，建立联系。
不过，在使用 AI 辅助写作的过程中，我也有一个很深的体会：Claude 模型对于语言的文学性把握确实更加精准，它能够理解细微的语气差异，捕捉到文字的韵律感，甚至能够模仿特定的文风。但即便如此，我依然不会直接照搬 AI 撰写的内容。
原因很简单：写作不仅是信息的传递，更是个人经验和思考的结晶。AI 可以生成优美的句子，可以提供严密的逻辑，但它无法替代那些源自真实生命体验的洞察。就像阿城笔下对「吃」的描写，那种深入骨髓的饥饿感，是他在知青岁月中真实经历过的；董桥文字中的怀旧情调，是他作为印尼华侨，辗转求学，最终在香港安身的生命轨迹的投射。这些都不是 AI 能够凭空创造的。
因此，我把 AI 当作一个博学的对话者，一个细心的编辑，一个提供不同视角的思考伙伴。它可以帮我润色语句，可以提醒我逻辑上的漏洞，可以补充我知识上的盲区，但最终呈现出来的文字，必须是经过我自己的思考和体验过滤后的产物。在非线性思维的发散与线性文本的呈现之间，AI 帮助我们更流畅地完成这个转换，但这个递归的过程，依然需要写作者本人来主导。
这或许也是 AI 时代写作的一个新范式：不是人与 AI 的对抗，也不是对 AI 的依赖，而是一种新的协作关系。AI 拓展了我们的可能性边界，让非线性思维可以更充分地展开，但真正将其转化为有意义的线性文本，依然需要那个独特的「我」来完成。